新闻调查

于丹《〈论语〉心得•君子之道》中说道：
孔子说：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”（《论语•宪问》）这在今天成为一个成语，叫“言过其行”。一个人说的多于他做的，是君子之耻。
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，而不是语言的力量。
君子崇尚实干，那么，一个真君子应当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？
在孔子看来，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主义。君子从来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中，他说：“君子不器。”（《论语•为政》）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容器存在的。容器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。
所以，君子的社会角色是变通的、与时俱进的。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，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。他们是社会的良心。
人很奇怪，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，也就是态度决定一切。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做的事情大体相同，但对这些事情的解释各有不同。
我曾经看过十五世纪一个宗教改革家写的一本书，在这本书中他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，而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：
他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，所有人都在汗流浃背地搬砖。
他去问第一个人说，你在干什么呢？
那个人特别没好气地告诉他，你看不见啊，我这不是服苦役——搬砖吗？
他又把这个问题去问第二个人。这个人的态度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，他先把手里的砖码齐，看了看说，我在砌堵墙啊。
后来他又去问第三个人。那个人脸上一直有一种祥和的光彩，他把手里的砖放下，抬头擦了一把汗，很骄傲地跟这个人说，你是在问我吗？我在盖一座教堂啊。
大家看一看，这三个人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却是三个层次：
第一种人的态度我称为悲观主义的态度。他可以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生活强加给的一份苦役，他关注的是当下的辛苦，当然这也是确实存在的。
第二种人的态度我称为职业主义的态度。他知道自己在砌一堵墙，这堵墙是一个局部成品，他知道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，要对得起他的一份薪水、一个职务和职称，所以他的态度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器”的境界，作为一个容器的存在他合格了。但是他没有更高的追求。
而第三种人的态度我称为理想主义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他看到眼前的每一块砖，每一滴汗，他都知道这是在通往一座圣殿和教堂。他知道，他的每一步路都是有价值的，他的付出一定会得到最终的成全。此时，他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器皿，而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梦想，关系到我们最终能不能建筑起一座教堂。而同时，因为有了这个教堂梦想的笼罩，也成就了这样一个超出平凡的个体。（64页—66页）

于丹教授准备好了这个盖教堂的故事，它所体现的道理和《论语》的内容八杆子也打不着，和“君子之道”没有一点关联，但就像中央电视台必须为她这个特殊人物服务一样（据说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讲《论语》，录制一次不成功，宁肯录制八次也要将她推出来），孔子和《论语》也必须为她打工，没有关联不要紧，让你有你就会有的。她从《论语》中寻找着讲这个故事的由头，看到了“君子不器”这四个字。这三个盖教堂的人隶属于一种职业，咱把“君子不器”的“器”也给它说成是“一份职业”，这个故事不就和《论语》用“职业”二字挂上钩了吗？有了这块跳板，故事也就可以开讲了。这也不知道是故事在为《论语》服务，还是《论语》在为故事服务。
于丹教授这时正在讲的题目是“君子之道”，谈着君子的最后一条标准：君子的言行关系问题。怎样由这个话题过渡到盖教堂的故事上来呢？作者采用的还是词语接龙的“蛙跳”战术：“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”既承接着上文的“言过其行”，也照应着下文的“实干”二字；既然谈到“干”，也就牵涉到了“职业”；由“职业”跳到“君子不器”，这是为了证明所讲内容既和“君子”有关也和孔子有关；由“器”再回到“职业”，还是要架起通向“故事”的桥梁。整个过渡的程序就是这样在进行着，从言行关系跳向“职业”，通过“器”字的中转而跳向教堂。什么事理逻辑，什么文理逻辑，什么语理逻辑，在这位三级跳远者面前是坚决不予理睬的。尽管有多嘴的人说这个故事和《论语》没有关系，经过于丹教授的一番蹦跶，这不就“天堑变通途”了吗？
对于《论语》“君子不器”的理解，何晏注引包咸曰：“器者各周其用，至于君子，无所不施。”刘宝楠《〈论语〉正义》云：“施犹行也。君子道无所不行，故《礼•学记》言‘大道不器’，郑注谓‘圣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’。如者，似也。孔疏以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解之，即包此注义也。《学记》又云：‘察于此者，可以有志于本矣。’注云：‘言以学为本，则其德于民无不化，于俗无不成。’案此则学为修德之本。君子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，行成而先，事成而后，故知所本，则由明明德以及亲民，由诚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国平天下，措则正，施则行，复奚役役于一才一艺为哉？”
“君子不器”也罢，“大道不器”也罢，都说的是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的道理。学习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获得一才一艺的精湛，而是为了将“道”融会贯通，以求“其德于民无不化，于俗无不成”的效果。
于丹教授破天荒地一口咬定“器”就是“职业”，还说什么“在孔子看来，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主义。君子从来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中”，又说“君子的社会角色是变通的、与时俱进的。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，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。他们是社会的良心”，这些离奇古怪的说法真让人难以理解。有什么根据说“君子从来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中”？有什么根据说“君子的社会角色是变通的、与时俱进的”？人们是不是一个“君子”，这和“职业”、“社会角色”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从事于一个职业，这个人就不能是“君子”了？这些玩意儿也都是孔子的思想？于丹教授自己倒确实是没有“固定在某个职业中”，其社会角色也确实是“变通的、与时俱进的”，教授、策划、顾问、旅游形象大使、荣誉市民等头衔搞了百十来个。搞就搞了，有必要请孔老头站出来为自己这些行为的合理性作证吗？老头肯为这些行为贴上“君子”的标签吗？
《心得》所讲的故事中三个盖教堂的人，他们对于自己的劳动内容所持的态度不同，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受到各方面情况的影响，于丹教授给他们分别贴上了“悲观主义”、“职业主义”、“理想主义”的标签，我看这也未必合适。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在其原出处中作者使用它所要说明的道理，这里只能就于丹教授的讲述来作出评断。如果将劳动的内容改变一下，让他们三个人都去给第一个人家盖房子，恐怕原来的所谓“悲观主义者”就要变成“理想主义者”了，原来的“理想主义者”和“职业主义者”，就不好说在这新的劳动内容面前会是个什么主义者。无论如何，这些事都和《论语》的内容没有关系，于丹教授将它讲了一遍，评了一遍，实际上早就跑了题，居然在讲完以后还说：“由此可见，‘君子’这个《论语》中出现最多的字眼，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，是温暖的，是和谐的，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当下做的；而那个梦想，那个目标，既是高远的，又不是遥不可及，它其实就存在于当下，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。”这里所说的“由此可见”的“此”当然指的是这个盖教堂的故事，人们从这个故事中“可见”到于丹教授所讲的下面的内容？盖教堂的三个人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啊？就算“君子”的道理“是朴素的，是温暖的”，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其道理“是和谐的”这一说法呢？这段话把人绕得如在云里雾里，尤其她将“和谐”放在这里，真是笨得可悲可怜，可笑可叹，其效果简直是对中央建立和谐社会主张的恶搞！